第三節 遼夏金元時期的儒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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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過兩宋時期理學化的發展,儒學完成了一次新的轉折,重建了儒學的新體系,此即人們常說的新儒學。不過,新儒學的影響范圍主要在北宋和南宋的統治區域,而當時與兩宋先后處于分裂狀態的遼夏金等由少數民族統治的區域并沒有受到新儒學的及時影響。他們所接受的儒學影響基本上還是儒學的那些傳統內容,只是到了元朝的時候,情況才有些微改變,兩宋的新儒學即程朱理學和陸九淵的心學不僅開始在元朝的政治生活中發揮作用,而且儒學本身也有了新的發展。

一、遼朝儒學

  遼朝自916年立國,到1218年西遼滅亡,前后經歷了三百余年的時間。此期間,遼朝的統治者雖然也信奉佛教和道教,但儒學在遼朝依然獲得了較大的發展。占統治地位的思想似乎是儒家學說。

  在遼朝立國之始,統治者就注意吸取漢族統治者利用儒學進行統治的成功經驗,極力提倡儒學。尤其是遼朝的貴族群體,更加對儒學崇拜與信奉,尊孔子為"大圣",并不斷向漢族統治區域派遣人員學習。遼太祖耶律阿保機公開主張祭祀孔子,以為孔子大圣,宜為萬世所尊。

  與此同時,遼朝的統治者還注意吸收尊奉儒學的漢族知識分子加入他們的統治隊伍,較早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科舉考試體系,以籠絡漢族知識分子參與政權,鞏固統治。976年,遼景宗時下令恢復南京禮部試院,計劃實行科舉考試。至遼圣宗時,正式實行開科取士。各地也紛紛建州學和孔子廟,舉國上下一片尊儒之聲,一派儒家文化欣欣向榮的景象。   到了遼朝的中后期,儒學的地位已有相當大的提高,基本上占據了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各地的孔廟一般都得到了很好的修繕,儒家學說也隨之提升為施政的指導思想,開始具有一種法典的意義,在思想文化及社會生活中發揮越來越多的作用,有力地推動了遼朝統治者的漢化過程。

二、金朝儒學

  公元1115年,女真族建立的金朝立國。由于女真族素來具有崇尚漢文化的精神傳統,因而建國之后便相當自然地尊信儒家學說,并自覺地以儒家學說作為官方的統治學說。這主要表現在:   l.重視儒家經典的學習和使用。金朝歷代統治者都相當重視儒家經典,他們不僅自己精心研讀,而且于1164年下令將一些重要的經典如《周易》、《尚書》、《論語》、《孟子》等譯成女真文字。他們還強調學與行的結合,要求學者既能誦之,必須行之,將儒學視為進行統治的有效工具。特別是隨著金朝社會經濟的發展,宋代的理學開始在金朝的統治區域里流行,像周敦頤、程頤、程顥、邵雍、朱熹等人的學說,差不多在北方金朝的統治區域都能找到學術傳人,只是學術水平沒有宋代理學家的水平那么高而已。

  2.實行科舉制度以選聘人才。在金朝的統治區域里,建立了許多學校,有女真府學、漢兒府學等。1151年,建國子監;1166年,建立國子太學;1173年,建立女真國子學。由于這些學校以儒家經典作為基本教材和科舉考試的主要內容,因而自然尊重孔子和儒學。另外,在各地還建立許多孔廟,按時祭祀孔子。

  金朝的儒學與遼朝的儒學稍有不同的是,由于金朝的文化素質相對高些,因而不像遼朝沒有值得一提的儒家學者。在金朝,影響最大的儒家學者是趙秉文。他畢生提倡儒學,自稱"韓愈第二",精研儒家經典,其學較為純正,故被譽為"儒之正理之主"。其實,他的思想主要來源于二程的理學和韓愈的道統說,除了祖述先前儒學大師的一些見解外,真正有價值的思想是繼承了儒學民本主義的思想傳統,即孟子所說過的所謂民貴看輕的思想。

三、西夏儒學

  西夏王朝是由北方少數民族黨項族建立的,曾長時期與北宋、南宋及金朝對立。正是由于這一背景,因而西夏王朝便較早、較自覺地吸收漢文化的思想和傳統,崇尚儒術,尊孔子以帝號,稱"文宣帝",此為孔子在中國歷史上稱帝之始。禮事孔子,極其尊親;又仿行中原王朝的政治制度,采納儒家思想以治國。早在酉夏立國之初,其統治者就極為注意儒家經典的翻譯,尤其是儒學的啟蒙讀物《孝經》,不僅譯成西夏文字,而且要求各級各類學校一律要作為主要的教材來使用,并借此強調以孝治天下。他如《論語》、《孟子》、《尚書》、〈左傳》、《貞觀政要》等,也都先后譯成西夏文字,并被列為各級學校的必讀書。

  西夏建國之初,就在其境內廣置學校,并在蓄學之外,建立國學,使之成為專門傳授漢文化的高等學府。國學設教授,選弟子員三百人入學。1145年,創設大漢太學。1160年,設立翰林學士院迸一步確立了儒學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主導地位;與此前后又令各州、縣設立學校,增子弟員三干余人。1147年,設立唱名取士法復立童子科。

  西夏儒學的另一特色是儒士云集,人才輩出。像創立西夏文字的野利仁榮,以及翰道沖等,都對儒家經典有極深的造詣,在民族文化的交流與融合方面,均作出了相當重要的貢獻。

四、元朝儒學;朱陸合流與理學的轉折

  元朝是由興起于漠北的游牧民族蒙古族建立起來的。由于它是一個落后民族單純依靠軍事征服的辦法而建立的統一帝國,特別是被征服民族漢民族的文化水準畢竟要進步得多,因而征服之后必然被被征服民族的文化所征服。元朝建立不久,統治者便不得不與漢族士人結合,借鑒中國傳統的統治方法和意識形態,以鞏固自已的統治。于是儒學在元朝便自然具有極為重要的地位。

1·統治者對儒學的推崇

  早在成吉思汗和蒙哥從歐洲回師東向,征戰中原的時候,蒙古統治者就注意網絡漢族知識分子或已嚴重漢化了的少數民族知識分子以為己用。像耶律楚材、元好問、郝經、郝樞、楊惟中等。蒙古人通過他們接觸了儒學,從而有助于蒙古族的漢化。到了忽必烈建立元朝的時候,儒家學說一開始并沒有受到怎樣的重視,當時盡管趙復、姚樞、劉因、許衡等人大力倡導程朱理學,但并未立即被官方認可。只是由于這些漢族知識分子的極力鼓吹,元蒙統治者便順理成章地進一步推行漢化,適度地尊重儒學,并具有一種相當自覺的意識。忽必烈本人對儒學大師尊禮有加,除了任命這些儒學大師一些相當重要的職位外,還欣然接受"儒教大尊師"的稱號,并真誠地接受那些儒學知識分子向他傳授儒家的"三綱五常"、"正心誠意"等治國平天下的道理。儒學的地位在元朝獲得真正的確立,還是在仁宗的時候,即1313年設立的科舉法,由此開始以經義取士,程朱理學才終于上升到官方意識形態的至高地位。

  當然,在任命漢化知識分子參與統治的同時,元蒙統治者也曾格外注意對儒家思想的宣傳與推廣,逐步意識到孔孟之道有利于化民成俗。忽必烈即位以后,接受姚樞"立學校以育才"的建議,迅即任命許衡為國子祭酒,使貴族子弟接受儒家思想的教育;隨后又增設蒙古國子監,以儒家文化教育蒙古貴族弟子。1313年,在全國范圍內實行科舉考試制度,并規定中試者可選聘為官。這既增加了漢族知識分子的仕宦途徑,也使得儒家思想在蒙古、色目人中進一步得到傳播。1287年,立國子監七品以上官員的子弟為生員,初一百二十人,后增至四百人。

  國子監之外,元朝在各路府州縣也普遍設立了學校;元朝的書院活動也很活躍。書院以講授儒家思想為中心,或以儒學講學相標榜。當時一些著名的理學家如吳澄、金履祥、許衡等都曾在這類書院中講過學。南方的理學家在宋亡之后不愿出仕元朝,也大都退除書院,以講學為尚。對此,忽必烈不加制止反而予以引導,并由官府委任書院的山長或直講,從而使書院在傳播理學時,也能維護元朝的統治。   隨著儒學在蒙古貴族中的傳播,儒學經典開始大量的被譯成蒙古族的語言,像《貞觀政要》、《資治通鑒》、《大學衍義》等,當時都有蒙古語譯本。文宗時,在大都建奎章閣學士院,以精通漢文化的翰林學士為奎章閣大學士,又設授經郎二員,講授經學。凡此種種,不僅聚集了人才,而且有助于漢文經史和儒家思想在蒙古和色目官員中傳播和發揚。 2.理學在元朝的傳播及重要理學家

  元蒙統治者對儒學的推崇,主要表現為對孔孟和宋明理學的崇奉。成宗即位時,便沼中外崇奉孔子。武宗加封孔子為"大成至圣文宣王"。仁宗時以宋儒周敦頤、程頹、程頤、張載、邵雍、司馬光、朱熹、張拭、呂祖謙及許衡從祀孔子廟庭。文宗時遣儒臣去曲阜代祀孔子。又詔修孔廟、建顏回廟。1330年,加封孔子父母及諸弟子,如顏子、曾子、子思等,封孟子為鄒國亞圣公,封程顥豫國公、程頤洛國公,以董仲舒從祀孔廟,位在七十子之下。

  至于元蒙統治者所尊奉的儒學思想內容,大體說來不外乎是宋朝理學,尤其是程朱理學的思想內容。從當時科舉考試的主要內容看,基本是從《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四書中設問,而標準答案只能是朱熹的《四書章句》和《四書集注》。他如加試《詩經》,也用朱熹的注釋本。加試《周易》,兼用程注及朱注。科舉考試明文規定使用朱熹的注釋,實自元朝始。這樣一來,程朱理學便開始上升到官方學術的地位,思想文化界實際上完成了從經學向理學的重大轉折,理學的獨尊地位開始確立。   元朝的重要理學家首推趙復和許衡。作為南方的儒士,趙復被元朝所俘。后經姚樞的救護,被送至燕京,遂居燕,講學于太極書院,后隱居并終老于北方。趙夏至燕,以所學教授學子,從學者百余人。并將所記程朱所著諸經傳注,盡錄以付姚樞,解決了南北之間因道路隔絕,不通載籍而帶來的困難,實際上他是將程朱理學傳至北方的第一人。在其之前,蒙古人所接觸的儒學只是從亡金儒士那里得到的章句之學,而趙復所傳基本上是南方最新的學術,即程朱的理學宗旨。朱熹的學術思想之所以能在元朝立為官方學術,主要還是因為趙復的傳播。至于他本人的思想見解,由于史缺有間,不太明晰,大體似乎是主張簡易,以直求文王、孔子之用心;主張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椎一,允執厥中"為君子之學,以得圣人之心,以上于王道,而不應孜孜于流俗之事功;以國難家仇,嚴華夷之辨,隱居不仕,獨善其身。

  趙復在元朝的影響頗大,尤其是他將所記程朱的諸經注釋交付姚樞后,便便理學的傳播有了明晰的線索可尋。姚樞退除后,將趙復之學傳授下來。北方儒士許衡、劉因、郝經等才得以閱讀程朱的著作并進而研究之。

  至于許衡,實為北方的一大名儒,但其先前所愛的儒學教育則基本上是金之落第老儒的"句讀"之學。后來,他從姚樞處得讀程朱遺書,大有所得,遂與姚樞、塞默相講習。他長時期位居國子祭酒,以儒家六藝教授蒙古弟子,這對于保存以儒家思想為主體的漢族文化,促進民族間的文化交流,都有積極的意義。另外,他極力勸元朝的統治者力行漢法,促進了蒙古族的漢化進程。故而可以說他對元朝儒學的發展,尤其是宋儒的理學傳播影響甚大,死后獲得了從祀孔廟的殊榮。   許衡的學術宗旨大體上是以朱熹之學為依歸。他格外重視朱子的《小學》和《四書集注》,強調迸學的次序和踐履力行。在為學方法上,他強調"慎思",以為視之所見,聽之所聞,一切都可歸為一個思宇,"要思無邪"。在理欲問題上,他以為天理就在人的心中,以為直求本心即可得天理,表現出依違于朱陸之間的思想傾向。當然也意味著朱陸的合流或者說是理學的轉折"。

  在當時,與許衡齊名的名儒有吳澄,人稱"南吳北許"。吳澄是江西人,世代業儒,自幼用力于圣賢之學,直系宋代理學的端緒,自以朱票學術的傳承者自居。其學也更加精微,尤其是他的道統說,主張道之大原出于天,突出圣賢之傳道本于天的思想。他還根據《周易》元亨利貞的說法,排列道統的歷史順序,表現了其儒學的正統思想。吳澄在儒家經學上的貢獻,主要見于他所著的《五經纂言》,這部書"盡破傳注穿鑿,以發其蘊,條歸紀敘,精明簡潔,卓然成一家之言。"特別是其中的《三禮》研究,實是完成朱熹的未竟之業,將《禮記》重新分類編次,從而使流傳干年之久的歷來號稱難讀的《儀禮》之著得見大概,確為經學史的一大貢獻。至于其理學思想,主要以折衷朱陸為特色。他曾說;"朱子于道問學之功居多,而陸子靜以尊德性為主。學問不本于德性,則其蔽必偏于言語訓釋之末,故學必以德性為本,庶幾得之。"據此可見其對朱陸分歧的基本看法。當學者執經問難時,吳澄往往先令真主一持敬,以尊德性,然后令其讀書窮理,以道問學,其意圖在于使學者先反之吾心,而后;求之五經。其于天道,講理氣,認為理在氣中,原本不離,理是氣的主宰。而又以為為學之要在于心,主張反之吾心,體仁之本,敬為要;用仁之用,孝為首。孩提之童無不愛親,此良心發見之最先者,茍能充之四海皆準。此處的"良心發見"說,多少透露出王陽明心學的信息。

  與許衡齊名并同列為"元北方兩大儒"的是劉因。他終生未仕,隱居鄉野,授徒以終。初從國子司業硯彌堅習經學之章句,但不滿章句的訓話疏釋之華,以為圣人精義決不在于此。及得趙復所傳宋儒周敦頤、邵雍、二程、張載、朱熹、呂祖謙等人的著作,深為折服,以為邵雍至大也;周敦頤至精也;二程至正也;朱熹,極其大,盡其精,而貫之以正也。遂轉向理學,推崇邵雍和朱熹,極力發揮邵雍的象數學和觀物思想。至于其理學思想,雖自謂上承朱熹,屬于朱學定的范疇,但他在服膺程朱理學的同時,并不嚴守門戶,實也雜入陸,九淵反求諸已、自求本心的思想因素。如言天道,則把自然與社會的發展變化歸于天地之心,天地之心即理,認為由理而有世界萬物和人的生命,由理產生倫理綱常。主張人欲化為天理,其方法是當求于已,無待于外。其在經學上的貢獻是提出返求六經及與此相關的古無經史之分的見解,以為《詩經》〈尚書》〈春秋》原本是史,只是后來由圣人刪定才變成大經大典,此種議論實開明清儒家學者論經史關系的端倪。他一方面看到理學的思想價值,另一方面也清楚地看到理學家易患穿鑿附會的毛病,即往往脫離經典原義而發空論,故而主張讀書必先傳注而后疏釋,疏釋而后議論。肯定漢唐疏釋的合理價值,并欲以此來糾正宋儒的空疏。

  元朝著名的理學家除上述之外,還有鄭玉和許謙。他們都是隱居不仕的儒家學者,思想及學術貢獻也不盡相同。鄭玉的理學思想與吳澄大體相同,折衷朱陸而又有點偏向于朱。他以《太極圖說》和《西銘》作為學問的本原,以為《太極》之說是即理以明氣;《西銘》之作是即氣以明理。天地之大,人物之繁,無出理氣的范圍,故而二書之言雖約,但天地萬物無不在其間,即以理氣作為宇宙萬物的本體。至于談到朱陸之間的異同,鄭玉認為,兩家備有利弊,陸九淵之質高明,故好簡易;朱票之質罵實,故好邃密。各因其質之所迸,故所大之途不同。至于仁義道德等人的方面,兩人似乎并無太大的差異。因此,鄭玉主張調合朱陸,欲吸收陸九淵的簡易之說,以補朱熹后學忽視力行的毛病。他說,朱熹之學是教人為學之常,陸九淵之說,是才高獨得之妙。前者之流蔽是缺少力行的功夫而流于空談;后者之流蔽是有點像佛教之談空說妙,而不能盡致知之功。

  許謙乃朱熹后學,由黃干傳至何基,又傳至王柏,而由柏傳金履祥至許謙。何、王、金、許因人又被《宋元學案》稱為北山四先生,實為宋元之際金華學派的基本構成。何基從學于朱熹及問弟子黃干,得聞程朱學術之淵源,確守師說,是朱熹的忠實信徒。其宗旨是熟讀《四書》,而《四書》又以朱熹的注釋為主。以為朱熹的注釋義理自足,若添入諸家的思想,反而顯得"緩散"。王柏與其師不同,好問難,不太盲從,對《尚書》、《詩經》、《大學》、《中庸》等儒家經典以及朱熹的解說,多有懷疑,并不以朱注為不可更易的定本。至于金履祥,對經史多有研究,也多有心得,畢生訓釋《尚書》,成《尚書表注》,搜集舊說,損益折衷,成一家之言。他如《大學》、《孟子》、《論語》等書,也對朱注多有核補。

  至于許謙,則堅持朱熹門戶,以為儒學傳至朱熹已大體完備,他曾說,圣人之學以圣人為準的,然必得圣人之心而后可學圣人之事。圣人之心具在《四書》,而《四書》之義,備于朱嘉。照他的說法,要理解圣人之心,最好的辦法就是認認真真地讀《四書》,故而被視為朱子學的正傳。由于他長達四十年講學于東陽,從學者干余人,對于推廣和傳播朱熹的學術思想功勞甚巨,在當時可與北方的理學大家許衡齊名,故有南北二許之稱。死后被后世統治者極力褒揚,并被列為理學的正宗。所著《四書叢說》,以闡發朱熹學術思想為主旨,并用繪圖的方式以明其說,在當時影響頗大。

  綜上所述,元朝儒學的基本特色,是以程朱理學為基本內容而又有所發展,在發展的同時,實際上是以陸九淵的心學去補充朱熹學術思想之不足。這樣一來,元代理學便呈現出調和朱陸的傾向,為此后理學的發展提供了新的機會和可能。因此,元代理學雖然沒有多少新的思想貢獻,但其在理學史、儒學史上的轉折意義卻值得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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