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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晉南北朝時期軍事人物—杜預

中華五千年 2007年12月07日17:06 (來源:中華五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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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預(222—284年),字元凱,京兆杜陵(今陜西西安東南)人。西晉著名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家和學者。因其博學多才,尤善謀略,故有“杜武庫”之稱。 

杜預祖父杜畿是魏國名臣,曾先后出任護羌校尉、河東太守、司隸校尉和尚書仆射等職,受封為豐樂亭侯。建安十年(205年),河東叛亂,曹操讓荀彧舉諫賢才,荀彧曰:“西平太守京兆杜畿,勇足以當難,智足以應變”(《資治通鑒·卷第六十四》)。曹操遂讓杜畿為河東太守。杜畿到任后,平定叛亂,廣施仁政,在位16年,政績獲譽天下第一。杜預父親杜恕也曾任幽州刺史,并以建武將軍領護烏丸校尉的職務。  

杜預雖然生長于官宦之家,但并非只知享樂的紈袴子弟。杜預自幼博覽群書,所以博學多通。對經濟、政治、歷法、法律、數學、史學和工程等學科都有研究。常自豪地說:“德不可以企及,立功立言可庶幾也”(《晉書·杜預傳》)。他特別愛讀《左傳》,自稱有《左傳》癖。 

在杜預的青少年時期,魏國內部逐漸形成互相對立的兩大政治集團——曹氏集團和司馬氏集團。杜預的父親杜恕是忠于曹魏集團的人。早在太和六年(232年),杜恕曾上書提醒魏明帝注意司馬懿連朋結黨的動向。杜恕因此觸犯司馬懿,屢遭排擠,被出為外任。嘉平元年(249),司馬懿發動高平陵之變,徹底擊潰以曹爽為首的曹氏集團,完全掌握了曹魏政府的實際權力。當年,征北將軍程喜秉承司馬懿的意旨,劾奏杜恕,結果杜恕被關進監獄,幽囚而死。受到父親的牽連,杜預一直到三十多歲也未能入仕。

司馬懿、司馬師父子相繼病死后,正元二年(255),司馬昭接替父兄職務執政。這時,統治階級內部力量的對比已發生根本變化,有實力的曹氏余黨被陸續被翦除干凈,司馬氏代曹魏只是個時間問題。司馬昭為擴大統治基礎,對某些政敵的子弟進行攏絡收買。司馬昭素聞杜預的才能,極力爭取他,親自把妹妹嫁與杜預為妻。在甘露二年(257),又恢復了杜預襲爵的權力,襲豐樂亭侯,征辟為尚書郎。杜預在職四年后,司馬昭任相國,杜預改任為參相府軍事。 

景元四年(263)五月,魏軍兵分三路大舉伐蜀。杜預被任命為鐘會的鎮西將軍府長史。魏滅蜀后,鐘會聯合蜀將姜維謀反,準備殺害同來的魏軍將領,以割據益州。次年正月,鐘會在實施計劃時,被亂兵殺死。魏軍監軍衛瓘又乘機殺死了解這一陰謀的鄧艾。在這場變亂中,鐘會的許多部屬大多受牽連被殺,唯杜預憑其智慧幸免于難,并增邑1150戶。事后,杜預還冒著被衛瓘構陷的危險,當眾對衛瓘殺人滅口的卑鄙行徑進行指責,認為衛瓘對這場動亂也是有責任的。 

咸熙元年(264)七月,司馬昭委托荀勖、賈充、裴秀、鄭沖等人改制禮儀、法律、官制,為上臺作最后的準備。杜預受命參與法律的制定。這部法律即是晉武帝泰始四年(268)頒布的晉律,它上承漢律,下啟唐律,對后世的封建法律有很大的影響。名義上主持修律的官員是賈充,而實際上杜預擔負了最繁重的勞動,全部晉律的注解都是由他完成的。  

杜預在《律序》中指出:“律以正罪名,令以存事制”(《太平御覽》卷六三八)。這是我國法律史上明確區分律(刑法制度)、令(規章制度)最早的定義,晉律的制定正是依據的這一原則,它使晉律較之漢魏舊律的界限更加分明、體系更加完備。杜預還上奏說:“法者,蓋繩墨之斷例,非窮理盡性之書也。故文約而例直,聽省而禁簡。例直易見,禁簡難犯。易見則人知所避,難犯則幾于刑厝。刑之本在于簡直,故必審名分。審名分者,必忍小理。古之刑書,銘之鐘鼎,鑄之金石,所以遠塞異端,使無淫巧也。今所注皆綱羅法意,格之以名分。使用之者執名例以審趣舍,伸繩墨之直,去析薪之理也”(《晉書·杜預傳》)。皇帝遂下詔將律令頒行于全國。 

晉律以前的漢律,特點是刑罰苛碎、條目繁密,計七百七十余萬字,二萬六千余條,內容重復,不好記憶,為官吏提供了上下其手,從中舞弊的機會。曹魏政府雖對此作過改革,但變動有限。晉律依據杜預的主張,對漢魏舊律大刀闊斧地進行剪裁,只有二千九百余條,十二萬六千余字,所以唐人稱贊它“實曰輕平,稱為簡易”(《隋書·刑法志》)。

晉武帝司馬炎代魏稱帝后,對其政權支柱世家大族實行放縱的政策。因此社會上異常黑暗腐敗,各級官吏蠅營狗茍,公相塞過,互相包庇。時杜預任河南尹,杜預認為京師是朝廷教化的發源地,而教化的推行總要由京師輻射四方,由近而遠。因此,他所發布的一應政令、喻示,都貫徹著提倡教化這一主要內容。 

泰始四年(268),杜預針對這種情況,向晉武帝建議實行考課制度:“臣聞上古之政,因循自然,虛己委誠,而信順之道應,神感心通,而天下之理得。逮至淳樸漸散,彰美顯惡,設官分職,以頒爵祿,弘宣六典,以詳考察。然猶倚明哲之輔,建忠貞之司,使名不得越功而獨美,功不得后名而獨隱,皆疇咨博詢,敷納以言。及至末世,不能紀遠而求于密微,疑諸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簡書。簡書愈繁,官方愈偽,法令滋章,巧飾彌多。昔漢之刺史,亦歲終奏事,不制算課,而清濁粗舉。魏氏考課,即京房之遺意,其文可謂至密。然由于累細以違其體,故歷代不能通也。豈若申唐堯之舊,去密就簡,則簡而易從也。夫宣盡物理,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去人而任法,則以傷理。今科舉優劣,莫若委任達官,各考所統。在官一年以后,每歲言優者一人為上第,劣者一人為下第,因計偕以名聞。如此六載,主者總集采案,其六歲處優舉者超用之,六歲處劣舉者奏免之,其優多劣少者敘用之,劣多優少者左遷之。今考課之品,所對不鈞,誠有難易。若以難取優,以易而否,主者固當準量輕重,微加降殺,不足復曲以法盡也。《己丑詔書》以考課難成,聽通薦例。薦例之理,即亦取于風聲。六年頓薦,黜陟無漸,又非古者三考之意也。今每歲一考,則積優以成陟,累劣以取黜。以士君子之心相處,未有官故六年六黜清能,六進否劣者也。監司將亦隨而彈之。若令上下公相容過,此為清議大頹,亦無取于黜陟也”(《晉書·杜預傳》)。但是杜預的建議卻沒有為朝廷接受。  

泰始六年(270)年初,杜預因得罪司隸校尉石鑒,石鑒便在武帝那里告了杜預一狀,被解除守河南尹的職務。當時,鮮卑族首領拓拔樹機能騷擾隴右。六月,晉武帝啟用他出鎮邊關,為安西軍司,給兵300人,騎百匹。到長安后,任秦州刺史領東羌校尉、輕車將軍、假節。杜預剛在秦州就任,石鑒也以安西將軍的職務都督秦州諸軍事。

當時,鮮卑人禿發樹機能起兵造反,勢力很大,晉武帝派去鎮壓的將領,不是戰敗,就是被殺。石鑒官報私仇,命杜預出擊。杜預認為:“虜乘勝馬肥,而官軍懸乏,宜并力大運,須春進討,陳五不可、四不須”(《晉書·杜預傳》)。石鑒大怒,上奏朝廷,說杜預擅自修飾城門官舍,留止軍用物資,貽誤軍機。于是,杜預被押回,送交廷尉審治。好在杜預娶了公主,按照法律上的“八議”,可以用侯爵贖罪。后來,隴右的戰事發展正如杜預所預料的那樣,石鑒被禿發樹機能打得慘敗。于是朝廷大臣都認為杜預長于謀略。

泰始七年(271)十一月,居住在山西地區的匈奴人在酋帥劉猛的帶領下武裝暴動。從并州向西進到河東、平陽。武帝命令杜預以散侯身分參謀軍國大事。不久,升任度支尚書,掌管政府的經濟財政事宜。  

杜預上奏,主張“立藉田、建安邊、論處軍國之要”(《晉書·杜預傳》)。杜預還充分施展自己的聰明才智,積極進行科發明,制造成功人排新器。此外,杜預還興建常平倉、調整谷價、管理鹽運、制定稅賦和建置邊防等。在任上,杜預共向晉武帝提出過五十多項治國治軍的建議,都被采納。 

石鑒從回京后,報功不實,被杜預揭發,雙方仇隙更深,互相敵視怨恨,指責爭吵,結果均被免職,杜預仍兼本職。幾年以后,杜預又任度支尚書。此后一直到咸寧四年(278),杜預一共擔任七年的度支尚書,提出的建議數不勝數,今述其要者。

元皇后的靈樞將遷往峻陽陵。按舊制,靈樞埋葬之后,皇帝和群臣就可以換上吉服。尚書上奏,說皇太子也該脫下喪服。杜預則認為“皇太子宜復古典,以諒闇終制”(《晉書·杜預傳》),得至朝廷的同意。 

杜預發現當時通行的歷法不合晷度,經過計算,糾正了其中的差舛,修訂出《二元乾度歷》。此歷經過驗證,終于取代時歷,通行于世。 

杜預認為孟津渡口水險,有覆舟之患,提議在富平津修建河橋。有人認為該地曾為殷商故都,歷代圣賢沒有立橋,其中定有不可立之理。杜預則說:“‘造舟為梁’,則河橋之謂也”(《晉書·杜預傳》)。于是杜預力排眾議,主持修建了富平津大橋,解決洛陽的交通問題。從設計到施工杜預都付出了極大的心血。等到橋梁建成,武帝和百官都到橋邊視察宴飲。武帝舉杯贊揚杜預:“非君,此橋不立也。”杜預則謙虛地回答:“非陛下之明,臣亦不得施其微巧”(《晉書·杜預傳》)。

周朝太廟中有欹器(古代的一種傾斜易覆的盛水器,水少則傾,中則正,滿則覆,人君可置于座右以為戒),至漢代還放在御座旁,漢末動亂,此器不復存在,其形制也失傳了。杜預把它重新設計制造出來,奏獻武帝,武帝贊嘆不已!  

咸寧四年(278年)秋,兗豫諸州郡連降暴雨,西晉統治區域內大面積澇災,晉武帝下詔求計。杜預曾前后兩次上書陳述救災計劃。這兩篇收在《晉書·食貨志》中的奏章是后人研究晉代社會經濟狀況的重要文獻材料。 
第一篇:“臣輒思惟,今者水災東南特劇,非但五稼不收,居業并損,下田所在停汙,高地皆多磽脊,此即百姓困窮方在來年。雖詔書切告長吏二千石為之設計,而不廓開大制,定其趣舍之宜,恐徒文具,所益蓋薄。當今秋夏蔬食之時,而百姓已有不贍,前至冬春,野無青草,則必指仰官谷,以為生命。此乃一方之大事,不可不豫為思慮者也。 

臣愚謂既以水為困,當恃魚菜螺蜯,而洪波泛濫,貧弱者終不能得。今者宜大壞兗、豫州東界諸陂,隨其所歸而宣導之。交令饑者盡得水產之饒,百姓不出境界之內,旦暮野食,此目下日給之益也。水去之后,填淤之田,畝收數鐘。至春大種五谷,五谷必豐,此又明年益也。 

臣前啟,典牧種牛不供耕駕,至于老不穿鼻者,無益于用,而徒有吏士谷草之費,歲送任駕者甚少,尚復不調習,宜大出賣,以易谷及為賞直”(《晉書·食貨志》)。 

第二篇:“諸欲修水田者,皆以火耕水耨為便。非不爾也,然此事施于新田草萊,與百姓居相絕離者耳。往者東南草創人稀,故得火田之利。自頃戶口日增,而陂堨歲決,良田變生蒲葦,人居沮澤之際,水陸失宜,放牧絕種,樹木立枯,皆陂之害也。陂多則土薄水淺,潦不下潤。故每有水雨,輒復橫流,延及陸田。言者不思其故,因云此土不可陸種。臣計漢之戶口,以驗今之陂處,皆陸業也。其或有舊陂舊堨,則堅完修固,非今所謂當為人害者也。臣前見尚書胡威啟宜壞陂,其言懇至。臣中者又見宋侯相應遵上便宜,求壞泗陂,徙運道。時下都督度支共處當,各據所見,不從遵言。臣案遵上事,運道東詣壽春,有舊渠,可不由泗陂。泗陂在遵地界壞地凡萬三千余頃,傷敗成業。遵縣領應佃二千六百口,可謂至少,而猶患地狹,不足肆力,此皆水之為害也。當所共恤,而都督度支方復執異,非所見之難,直以不同害理也。人心所見既不同,利害之情又有異。軍家之與郡縣,士大夫之與百姓,其意莫有同者,此皆偏其利以忘其害者也。此理之所以未盡,而事之所以多患也。  

臣又案,豫州界二度支所領佃者,州郡大軍雜士,凡用水田七千五百余頃耳,計三年之儲,不過二萬余頃。以常理言之,無為多積無用之水,況于今者水澇湓溢,大為災害。臣以為與其失當,寧瀉之不滀。宜發明詔,敕刺史二千石,其漢氏舊陂舊堨及山谷私家小陂,皆當修繕以積水。其諸魏氏以來所造立,及諸因雨決溢蒲葦馬腸陂之類,皆決瀝之。長吏二千石躬親勸功,諸食力之人并一時附功令,比及水凍,得粗枯涸,其所修功實之人皆以俾之。其舊陂堨溝渠當有所補塞者,皆尋求微跡,一如漢時故事,豫為部分列上,須冬,東南休兵交代,各留一月以佐之。夫川瀆有常流,地形有定體,漢氏居人眾多,猶以無患,今因其所患而宣寫之,跡古事以明近,大理顯然,可坐論而得。臣不勝愚意,竊謂最是今日之實益也”(《晉書·食貨志》)。

由于杜預當時對災情作過調查研究,所以他對災情原因的分析和所提出的救災辦法,比較符合實際情況。文中,他指出粗放濫墾、火耕水耨和水利設施(陂堨)年久失修是造成災難性后果的根本原因。杜預認為解決的辦法只能是壞陂宣瀉。那些建造比較合理的“漢氏舊陂舊堨及山谷私家小陂,皆當修繕以積水”。對“魏氏以來所造立及諸因雨決溢蒲葦、馬腸陂之類,皆決瀝之”。“宜大壞兗豫東界諸陂,隨其所歸而宣導之。”至于災民,除靠政府救濟官谷外,還可以讓他們借助水產作眼下日給。壞陂的計劃如果能實現,“水去之后,填淤之田,畝收數鍾。至春大種五谷,五谷必豐,此又明年益也”。杜預還建議把典牧不供耕駕的種牛租借給災民。在上書中,杜預對西晉政府的辦事效率表示憂慮。他譴責某些部門、個別官吏只從自身利害出發,彼此紛爭,互相扯皮,使一些地區的救災工作不能繼續下去。 

杜預關心國事,因而朝野馳名,人們把他叫做“杜武庫”,稱贊他博學多通,就象武器庫一樣,無所不有。

當時,全國尚未統一,西晉王朝只有半壁河山,孫吳政權仍控制著長江中下游以南的地區。不過,孫吳的國力遠比西晉要弱,再加上政局動蕩,很難同西晉抗衡。晉武帝登位以后一直想發動滅吳戰爭,可是西晉朝廷內部的意見并不一致。除杜預、羊祜、張華等少數大臣支持晉武帝的想法外,大多數人態度曖昧。朝廷中的一些實力派人物,象賈充、荀勖等則持有不同見解,以致錯過了一些滅掉孫吳的極好的戰機。  

咸寧四年(278年)春,晉軍主帥羊祜突然病重,臨終前,羊祜向晉武帝舉薦杜預接替自己。因而杜預以本官假節行平東將軍,領征南軍司。羊祜去世后,杜預于十一月被任命為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特賜追鋒車、第二駙馬。受命之后,杜預南下襄陽(今湖北襄樊市)接替已經去世的原荊州都督羊祜的職務。到任后,杜預“修繕甲兵,顯揚威武”(《晉書·杜預傳》)。為即將開始的滅吳戰爭作戰前準備。 

杜預駐守的襄陽是西晉南部邊境荊州的首府。當時,西晉和孫吳各有一個荊州,形成南北對峙的局面。戰爭一開始,杜預的首要任務是奪取孫吳的荊州。西陵是吳國的西部邊鎮,戰略位置十分重要。只要晉軍能突破西陵,益州的水師就可以順流而下,直入荊州。對于西陵的重要性,吳國也早有注意。名將陸遜在夷陵之戰反攻時,曾指出:“夷陵(與西陵相鄰)要害,國之關限,雖為易得,亦復易失。失之非徒損一郡之地,荊州可憂”(《三國志·吳書·陸遜傳》)。陸遜子陸抗從沒有放松過對西陵的控制,于鳳凰元年(272年)平定西陵叛亂。鳳凰三年(273年)七月,陸抗病重。仍抱病上書:“西陵、建平,國之蕃表,既處下流,受敵二境。若敵泛舟順流,舳艫千里,星奔電邁,俄然行至,非可恃援他部以救倒縣也。此乃社稷安危之機,非徒封疆侵陵小害也。臣父遜昔在西垂陳言,以為西陵國之西門,雖云易守,亦復易失。若有不守,非但失一郡,則荊州非吳有也。如其有虞,當傾國爭之”(《三國志·吳書·陸抗傳》)。 

但杜預發現自陸抗死后,吳主孫皓逐漸削減了這里的兵力。只是駐守在這里的總督是吳將張政,張政在吳國是比較有名的將領,不除張政,西陵很可能成為未來戰爭中晉軍前進途中的巨大障礙。于是杜預挑選精銳士兵,于十一月突然襲擊張政,大敗之,杜預因功增封三百六十五戶。張政據守要害地方,因沒有防備而遭慘敗,深感恥辱。于是,沒把戰敗的實情上報孫皓。杜預獲悉此情,遂派人將抓到的俘虜送送給吳主孫皓。孫皓大怒,召還張政,派武昌監劉憲取代了他的位置。杜預在大軍將至之際,逼敵撤換主將,削弱了吳國的防衛力量,為晉軍突破吳國西線防御,創造了良機。 

咸寧五年(279年)四月,益州刺史王濬備戰多年,見時機成熟,上書請求速伐東吳。他說:“臣數參訪吳楚同異,孫皓荒淫兇逆,荊揚賢愚無不嗟怨。且觀時運,宜速征伐。若今不伐,天變難預。令皓卒死,更立賢主,文武各得其所,則強敵也。臣作船七年,日有朽敗,又臣年已七十,死亡無日。三者一乖,則難圖也,誠愿陛下無失事機”(《晉書·王濬傳》)。晉武帝認為王濬說得有理,但賈充、荀勖等重臣卻認為此議不可行,只有張華大力支持。 

八月,杜預在準備就緒后,也上書晉武帝請求伐吳之期。時駐守在揚州前線的王渾上表聲稱孫吳要發傾國之兵攻打晉國。反對派乘機相阻,使晉武帝對杜預的請戰遲疑不決,最后竟同意將滅吳的計劃推遲一年。杜預聞后,再次上書:“自閏月以來,賊但敕嚴,下無兵上。以理勢推之,賊之窮計,力不兩完,必先護上流,勤保夏口以東,以延視息,無緣多兵西上,空其國都。而陛下過聽,便用委棄大計,縱敵患生。此誠國之遠圖,使舉而有敗,勿舉可也。事為之制,務從完牢。若或有成,則開太平之基;不成,不過費損日月之間,何惜而不一試之!若當須后年,天時人事不得如常,臣恐其更難也。陛下宿議,分命臣等隨界分進,其所禁持,東西同符,萬安之舉,未有傾敗之慮。臣心實了,不敢以曖昧之見自取后累。惟陛下察之”(《晉書·杜預傳》)。

過了十幾天,杜預又上表:“羊祜與朝臣多不同,不先博畫而密與陛下共施此計,故益令多異。凡事當以利害相較,今此舉十有八九利,其一二止于無功耳。其言破敗之形亦不可得,直是計不出已,功不在身,各恥其前言,故守之也。自頃朝廷事無大小,異意鋒起,雖人心不同,亦由恃恩不慮后難,故輕相同異也。昔漢宣帝議趙充國所上,事效之后,詰責諸議者,皆叩頭而謝,以塞異端也。自秋已來,討賊之形頗露。若今中止,孫皓怖而生計,或徙都武昌,更完修江南諸城,遠其居人,城不可攻,野無所掠,積大船于夏口,則明年之計或無所及”(《晉書·杜預傳》)。  

杜預表章送到朝廷時,武帝正與張華下棋。張華推開棋盤斂手施禮:“陛下圣明神武,朝野清晏,國富兵強,號令如一,吳主荒淫驕虐,誅殺賢能,當今討之,可不勞而定”(《晉書·杜預傳》)。這時,賈充、荀勖等人又出來反對。大臣山濤竟然強詞奪理地說:“外寧必有內憂,今釋吳為外懼,豈非算乎”(《資治通鑒·卷第八十》)!但武帝決心已下,立即發兵攻吳。 

十一月,晉武帝發兵二十萬,以賈充為大都督,分水陸六路攻吳。杜預在這次戰爭中并沒有擔任主帥,晉武帝只是任命他為西線指揮,具體任務是取江陵、占荊州,并且在荊州地區負責調遣益州刺史王濬的水師。

太康元年(280年)正月,杜預陳兵于江陵。江陵城防堅固,易守難攻。杜預遂對其圍而不攻,以斷絕上游吳軍的退路,阻止下游吳軍西進,動搖其整個西部防御。同時派參軍樊顯、尹林、鄧圭和襄陽太守周奇等人率眾沿江西上,攻奪城邑,以接應王濬。僅十幾天便奪下眾多城城邑,皆如杜預所料。 

二月,杜預遣牙門管定、周旨、伍巢等率奇兵800乘夜渡江,奔襲樂鄉城。在巴山(今湖北松滋西南)多張旗幟,點燃火把,迷惑吳軍。并分兵襲擊樂鄉附近的各個要害地區,以挫吳軍士氣。吳都督孫歆震恐,在給伍延的信中說:“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晉書·杜預傳》)。吳人懾于兵威,降者萬余。周旨、武巢還在樂鄉城外安排伏兵,待孫歆遣軍阻擊王濬大敗撤退時,隨吳軍進入城內,直入帳下,擒孫歆。因此軍中有歌謠說:“以計代戰一當萬”(《晉書·杜預傳》)。 

擒獲孫歆,等于拔除了江陵犄角。于是杜預下令進逼江陵。吳國督將伍延假裝請降,暗中卻把兵布置在城上,負隅頑抗。杜預揮軍猛攻,一舉拿下江陵。長江上游一經平定,沅江、湘江以南,直到交州、廣州,吳國的州郡皆望風而降,杜預代表朝廷將其安撫。杜預所部一共斬俘吳國都督、監軍十四人,牙門、郡守一百二十多人。杜預還依仗兵威,把吳國將士和屯戍之家遷往江北,充實該地區人口、勞力;給南郡舊地設置長吏,施政理民。于是荊州人心安定,吳人赴者如歸。 

王濬占樂鄉后,為爭功,竟上報朝廷,謊稱他已得孫歆之頭。后來杜預把孫歆活著送往朝廷,洛陽人大笑不已,一時成為笑柄。 

接著,杜預在武昌會集各路晉軍,商討進攻吳都。有人認為:“百年之寇,未可盡克。今向暑,水潦方降,疾疫將起,宜俟來冬,更為大舉”(《晉書·杜預傳》)。杜預不以為然,認為緩兵勢必功虧一簣,他說:“昔樂毅藉濟西一戰以并強齊,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后,皆迎刃而解,無復著手處也”(《晉書·杜預傳》)。杜預的意見終于為大家所接受,于是,在杜預的運籌指揮下,各路大軍直指秣陵,所過城邑,望風束手,主張來冬進軍的人無話可說,寫信給他,表示佩服。

晉滅吳的戰爭是中國歷史上一次重要的戰爭。它結束了漢末、三國以來分裂割據的狀態,使中國重歸一統。它也是魏晉南北朝四百年間唯一成功的一次統一戰爭。杜預在這次戰爭中的功績是非常突出的。 

凱旋回師后,杜預因杜預功勛卓著,進爵為當陽縣侯,封邑增加到九千六百戶,其子杜耽也被封為亭侯,為千戶,賜絹八千匹。  

杜預脖頸上長了個瘤,他進攻吳國時,吳國人忌憚他,就把瓠系在狗頸上給他看;遇到樹上長著瘤狀的疙瘩,也砍下一塊,露出白色,寫上“杜預頸”。杜預攻下江陵后,把干這些事的人都殺了。

杜預回鎮襄陽后,多次向朝廷陳述,說自己家族世代為文吏,武將并非本行,請求退職,但武帝不許。 

杜預認為,“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晉書·杜預傳》),因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強兵富民。一是勤于講武,興建學堂,結果江漢一帶,廣被德化;二是打敗山越,交錯設置駐屯軍營,分別占據要害之地,以鞏固安定局勢;三是利用潰水、清水,灌溉萬頃原田,分疆刊石,使有定分,結果公私都得利,百姓因此稱他為“杜父”;四是開鑿楊口水路。過去的舊水道只有從沔漢到江陵一千幾百里遠近,往北再無水路可通。另外,巴丘湖是沅江、湘江的交匯之處,表里山河,十分險固,是荊蠻人所依恃的險阻。杜預開鑿楊口,從夏水到巴陵一千多里,內,瀉導了長江之險;外,開通了零、桂的漕運。 

由于杜預致力強兵富民,所以南方之人歌頌他說:“后世無叛由杜翁,孰識智名與勇功”(《晉書·杜預傳》)。對于公眾之事,只要杜預知道,就一定去做;而凡是他做的事,又一定要考度始終,很少失敗。有人譏刺他,說他心存瑣細,杜預說:“禹稷之功,期于濟世,所庶幾也”(《晉書·杜預傳》)。 

杜預頗因自己的能力功業自豪,所以,好為后世之名。他常說:“高岸為谷,深谷為陵”(《晉書·杜預傳》),于是,刻成兩塊石碑記載自己的勛績,一塊沉埋在萬山之下,一塊矗立在峴山之上,說:“焉知此后不為陵谷乎”(《晉書·杜預傳》)!  

杜預幾乎沒有什么武藝,連騎馬都不會,射箭的技術也很糟糕。但每有軍事活動,朝廷都要召他參謀規劃。他知彼知己,善于同敵人斗智。 

他立功之后,消閑從容,沉浸典籍之中,撰著了《春秋左氏傳集解》三十卷,為歷代《左傳》注本流傳至今最早的一種,收入《十三經注疏》,對后世的《左傳》研究頗有影響,至今仍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并參考眾家譜第,寫成《春秋釋例》15卷。他又撰著《盟會圖》、《春秋長歷》,自成一家之學,直到晚年才完成。此外,他還著有《女記贊》。當時雖有人評論杜預的這些著作文義質樸直率,可是,世人卻沒有予以足夠的重視,只有秘書監虞摯大加稱賞,他說:“左丘明本為《春秋》作傳,而《左傳》遂自孤行,《釋例》本為《傳》設,而所發明何但《左傳》,故亦孤行”(《晉書·杜預傳》)。

據《隋書·經籍志》記載,杜預的書保留到唐世,還有《春秋左氏傳音》三卷,《春秋左氏傳評》二卷,《春秋釋例》十五卷,《律本》二十卷,《雜律》七卷,《喪服要集》二卷,《女記》十卷以及《晉征南將軍杜預集》十八卷(已佚)。 

梁代鐘嶸《詩品》將其列為下品,說他與王濟“詩貴道家之言”,但其詩今無所存。

杜預喜好《左傳》,已經到了入迷的程度。當時,王濟懂得相馬術,又喜歡馬,和嶠則特別喜好聚斂錢財。杜預常說:“濟有馬癖,嶠有錢癖”(《晉書·杜預傳》)。晉武帝聽了,問他:“卿有何癖?”杜預應聲而答:“臣有《左傳》癖”(《晉書·杜預傳》)。 

杜預任鎮將時,屢次賄賂朝中權貴。有人問他為何如此,他說:“吾但恐為害,不求益也”(《晉書·杜預傳》)。  

據說杜預在荊州時,一次飲酒后醉臥齋中,外面的人聽到有嘔吐聲,從門口偷看,發現一條大蛇正垂頭嘔吐,人們便認為杜預是大蛇轉世。 

后來,杜預被征召任司隸校尉,加位特進,走到鄧縣時,不幸病逝,終年六十三歲。杜預死后,武帝嗟嘆不已,追贈他為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成,其子杜錫嗣。 

杜預起初曾立遺言:“古不合葬,明于終始之理,同于無有也。中古圣人改而合之,蓋以別合無在,更緣生以示教也。自此以來,大人君子或合或否,未能知生,安能知死,故各以己意所欲也。吾往為臺郎,嘗以公事使過密縣之邢山。山上有冢,問耕父,云是鄭大夫祭仲,或云子產之冢也,遂率從者祭而觀焉。其造冢居山之頂,四望周達,連山體南北之正而邪東北,向新鄭城,意不忘本也。其隧道唯塞其后而空其前,不填之,示藏無珍寶,不取于重深也。山多美石不用,必集洧水自然之石以為冢藏,貴不勞工巧,而此石不入世用也。君子尚其有情,小人無利可動,歷千載無毀,儉之致也。吾去春入朝,因郭氏喪亡,緣陪陵舊義,自表營洛陽城東首陽之南為將來兆域。而所得地中有小山,上無舊冢。其高顯雖未足比邢山,然東奉二陵,西瞻宮闕,南觀伊洛,北望夷叔,曠然遠覽,情之所安也。故遂表樹開道,為一定之制,至時皆用洛水圓石,開遂道南向,儀制取法于鄭大夫,欲以儉自完耳。棺器小斂之事,皆當稱此”(《晉書·杜預傳》)。其子孫一一照辦。 

他心胸寬闊,遇事能夠顧全大局。益州刺史王濬是位七十多歲的老將,多年來一直在益州建造戰船、培訓水軍,為戰爭做準備工作。戰爭開始以后,他統率水軍沿江而下,所向披靡。到達荊州界內,王濬需受杜預指揮調遣。但是,杜預十分尊重他,沒有利用自己職務給對方制造任何困難。杜預對將帥們說:“若濬得下建平,則順流長驅,威名已著,不宜令受制于我。若不能克,則無緣得施節度”(《晉書·王濬傳》)。王濬到西陵,杜預寫信給他,信中說:“足下既摧其西籓,便當徑取秣陵,討累世之逋寇,釋吳人于涂炭。自江入淮,逾于泗汴,溯河而上,振旅還都,亦曠世一事也”(《晉書·王濬傳》)。王濬得信大喜,將杜預之信呈于晉武帝。杜預的態度與益州水軍率先攻占建鄴有著重要的關系。這也同王濬在長江下游的遭遇,成了鮮明的對照。在那里,指揮調遣水軍的王渾,怕王濬奪得頭功,對他百般刁難。就在王濬排除種種干擾占領建鄴、俘獲吳主孫皓之后,王渾還在攻擊陷害他。和王渾相比,杜預的人品受到了人們的推崇。  

此外,杜預還有先見之能。當初,杜預聞衛瓘殺鄧艾,便對眾人說:“伯玉其不免乎!身為名士,位居總帥,既無德音,又不御下以正,是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當何以堪其責乎”(《晉書·衛瓘傳》)?后終如杜預所言。

《晉書·杜預傳》評價說:杜預不有生知,用之則習,振長策而攻取,兼儒風而轉戰。孔門稱四,則仰止其三;《春秋》有五,而獨擅其一,不其優歟!夫三年之喪,云無貴賤。輕纖奪于在位,可以興嗟;既葬釋于儲君,何其斯酷。徇以茍合,不求其正,以當代之元良,為諸侯之庶子,檀弓習于變禮者也,杜預其有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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