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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商品經濟的繁榮

中華五千年 2007年09月15日12:01 (來源:互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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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明朝中期起,商品經濟呈現出空前繁榮的局面,進入了繼西漢、宋朝之后的第三個高峰。除明清之際因戰亂一度受到破壞外,這一高峰基本上持續到了清朝。如上文所述,由于農民多種經營現象的推廣,很多地方的農業染上了商業色彩,農產品主要面向市場而并非自己消費,同時糧食商品化的趨勢也日益明顯。商業性農業的發展增加了全國各地區的商業聯系,也引起了明代黑漆嵌螺鈿山水人物圖盤明代白玉螭龍杯農業各部門及其與手工業相關部門之間的連鎖反應和相互依賴。許多重要商品的貿易,已不再局限于地方局部范圍內的狹小市場,而是被長途販運到很遠的地方銷售,乃至行銷全國。奢侈品在商品總量中仍占一定比例,但人民日常生活用品仍然占據了市場流通總額的大部分,尤以糧食、棉花、棉布、生絲、絲織品、鹽、茶七類物品為商品中的大宗。

  在國內貿易發展的基礎上,海外貿易的需求日益強烈。明朝中期,有關禁海、開海的斗爭由地方達到中央,私人海外貿易與倭寇合流,成為影響沿海社會穩定的重大問題,這種情況為前所未有。隆慶年間開放海禁之后,大批中國商品以東南亞為跳板流入歐洲和美洲,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和影響了歐洲工業技術的革新,為西方資本主義的興起做出了貢獻。與海外貿易的發展相聯系,白銀貨幣化成為明朝后期乃至清朝引人矚目的現象。明初以銅錢、紙鈔為法定貨幣,白銀在禁止流通之列。但紙鈔因政府未能控制投放量而導致信用下降,漸至名存實亡,銅錢則因幣材缺乏,鑄幣量難以滿足流通的需要。明朝中期,朝廷被迫弛用銀之禁,而通過海外貿易大量流入中國的白銀恰好彌補了國內銀礦不足的缺陷。張居正推行“一條鞭法”時,即規定賦稅折銀征收,說明民間使用白銀已比較普遍。大額交易通用白銀,政府財政也以白銀為計算單位。白銀作為貨幣,具有不變質、易分割、價值高等優點,其貨幣化本是商品經濟發展的產物,反過來又進一步推動了商品經濟的發展。

  在商業資本日益膨脹的趨勢中,逐漸形成了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商人集團,其中尤以南方的徽商和北方的西商最為著名。徽商出于安徽南部的徽州府(治今安徽歙縣),其地屬山區,人多而耕地少,居民遂多出外經營工商業謀生。當地物產豐富,木器、漆器、茶、文具之類特產都馳名全國,為商業資本的積累提供了物質條件。全國經濟最發達地區蘇、浙鄰近徽州,交通便利,成為其絕好的商業市場。在上述諸多因素的綜合作用下,徽商實力勃興,明代錢幣長江中下游地區至有“無徽不成鎮”之諺。部分徽商還把經營方向發展到海外,嘉靖倭患的著名首領許棟、王直、徐海等都是徽商出身。久之經商成為徽州普遍的風氣,“其俗男子受室后,尊者即督令行賈,無贏折皆不得速歸,久者數十年,近亦逾紀”(見方苞《望溪先生文集》卷13《王彥孝妻金氏墓碣》)。他們的商業活動以販鹽為主,亦兼營糧、棉、絲、茶等多種貿易,很多人通過與官府的合作演變為豪富特權商人。西商主要是指山西和陜西商人,他們在明朝通過經營邊防軍需物資起家,積累了大量資本,勢力經久不衰。此外其他地方還有很多較小規模的商人集團,其經商活動大都帶有地域性、宗族性的共同特點。

  宋朝時開始出現的地方性鎮市、集市(草市),在明中葉以后有了更大的發展,幾乎遍及全國,對各地自然經濟起到了一定的調劑作用。一部分地理位置較好的鎮市,明代都市綢緞店人口逐漸聚集,越來越多地吸引外地商業資本,逐漸發展為專業性市鎮,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地區工商業中心的性質。這類市鎮以江南地區最為普遍,如以棉織業為主的松江朱涇鎮、以絲織業為主的蘇州盛澤鎮、湖州南潯鎮,都是人煙繁庶,名聞全國。到明朝末年,四所規模巨大的專業性市鎮——廣東佛山鎮、江西景德鎮、湖北漢口鎮、河南朱仙鎮合稱“天下四大鎮”,儼然已成為新興的商業城市。它們與作為州縣治所的傳統城市不同,行政級別低下,機構設置簡單,完全是因為經濟發展而崛起的工商業中心。即使是傳統的政治型城市,如北京、南京、杭州、廣州之類,由于城市經濟的繁榮,其本身的經濟職能也在明顯強化。由城市到市鎮,再到星羅棋布的鄉村集市,構成了一個個較大的地區貿易網絡。

  與商品經濟的繁榮相聯系,明朝中葉以下的社會風氣也出現了顯著變化。在明朝后期一些人看來,嘉靖前后明顯是兩個不同的時代。成書于神宗萬歷時期的《歙志風土論》在這方面的論述頗具代表性。其中贊譽明孝宗弘治年間“家居人足,居則有室,佃則有田”,為“一時之三代”。至武宗正德末、世宗嘉靖初“則稍異矣,出賈既多,土田不重,操貲交捷,起落不常。能者方成,拙者乃毀,東家已富,西家自貧。高下失均,錙銖共競,互相凌奪,各自張皇”。至嘉靖末、穆宗隆慶初“則尤異矣,末富居多,本富盡少,富者愈富,貧者愈貧,起者獨雄,落者辟易”。到萬歷時“則迥異矣,富者百人而一,貧者十人而九,貧者不能敵富,少者反可以制多。金令司天,錢神卓地,貪婪罔極,骨肉相殘”(見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第9冊《鳳寧徽備錄》)。這一類對明朝后期百年之間社會風氣變化的敘述,在其他一些地區的方志里也頗不乏見。歸納而言,變化主要表現在農業人口“棄本逐末”,工商業競爭激烈,金錢崇拜和追求奢侈高消費之風盛行,逾越禮制現象日趨普遍,傳統倫理道德觀念受到猛烈沖擊等方面。這些變化趨勢清朝前期在政府干預下一度有所遏制,但社會風氣畢竟已不能回到明朝前期的“三代”階段。相反只要政府控制稍有放松,這些趨向即有繼續發展的態勢。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明中期以下商品經濟的發展,的確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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