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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茶業經濟史略

中華五千年 2007年09月08日19:40 (來源:互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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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代是我國茶葉生產大發展的重要歷史時期。茶的商品化在當時衣產品中是很具典型的。而且茶學、茶道、茶政、茶文化等開創了歷史先河,為后世奠定了基礎,在海內外產生了深遠影響。一、唐代茶葉生產大發展的原因。
  
  唐代是我國封建讓會的鼎盛時期。唐代對各種思想、各族文化采取了兼容并蓄的方針,儒、釋、道都比較發達,他們一致賞識茶性高潔清雅,贊茶為瑞草魁、瓊蕊漿,認為品茗有助于修身養性,陶冶情操,增添樂趣,甚至羽化成仙。唐代大興宗教,廣建寺院,僧侶深居山林,自然環境優越,廣種茶樹,名山出名茶。除滿足自身供佛、坐禪、贈施主、待香客外,還投入市場,為寺院積累資金,所以他們為飲茶習俗的傳播與普及起了積極作用。安祿山反唐,北方遭到嚴重破壞,全國經濟重心南移。氣候溫和,雨量充沛,土壤肥沃的南方各地得到開發。在墾荒造田的同時,茶樹種植面積逐步擴大,成為山區主要的經濟作物。
  
  由于安史之亂,人們背井離鄉,田園荒蕪,生產下降。肅宗乾元元年(758年),因限制沽酒,對酒課以重稅,一斗酒價約三百文,可買六斤茶,詩人社甫有詩云:“街頭酒價常苦貴”,于是嗜酒者轉向飲茶,文人墨客大興以茶代酒之風,把初唐盛行的酒宴,革新為儉樸典雅的茶宴、茶會,形成了一種新的社會風氣,在各階層中廣為流傳,茶的社會銷售量日益增大,刺激了生產的發展。
  
  宮廷倡導,王公朝士無不飲者。他們酒池肉林,淫聲歡飲。茶自然成為理想的飲料。宮廷常設茶宴:“又賜飲于曲水,蹈午跼地,歡呼動天。況妓樂選于內坊,茶果出于中庫,榮降天上,寵驚人間。”并以茶賜近巨,中央機關飲茶已很盛行,“御史臺三院…兵察常主院 茶,茶必市蜀之佳者。”王建也有“天子下廉親考試,官人手里過茶湯”的詩句。貞觀十五年(641年).文成公主出嫁西藏,陪嫁禮品中就有湖南貢茶。1987年在西安法門寺出土的唐代宮廷金銀系列茶 具,就是僖宗為供奉釋迎牟尼佛骨而秘藏于塔下的稀世珍寶。凡此種種史實,可見茶在宮廷的顯赫地位了。同時地方官吏也教民種茶,據《新唐書·韋丹傳》載:憲宗時韋丹任容州(今廣西北流縣)刺史“教民耕織,止惰游,興學校,屯田二十四所,教種茶麥,仁化大行。”政府從政策上鼓勵種茶。
  
  陸羽《茶經》問世,對種茶、采茶、造茶、煮茶、飲茶、品茶、茶效、茶德等提出了一整套科學理論和方法,奠定了我國茶學的基礎 ,使“天下益知飲茶矣。”同時我國第三個溫暖期出現在隋唐時代 (600一800年),8世紀初,梅樹植于長安,751年,長安種的柑橘結果。有利的氣候因素,也促進了茶葉的大發展。

  二、唐代茶葉產區產量和種類
  
  茶葉產區:陸羽《茶經》第八章,專門論述了唐代茶葉產區,他根據自然地理,把產區劃分為:山南、淮南、浙西、劍南、浙東、黔中、江南、嶺南八個道,即八大產區43個州。遍及現在的江蘇、浙江、安徽、江西、福建、廣東、廣西、湖南、湖北、陜西、河南、貴州、四川等13個省。云南是我國茶樹原產地之一,《茶經》未列入。《茶經》所列產茶州只有43個,未能全面反映事實。筆者根據唐代詩歌、傳記等史料,補列楊州、昇州(今屬江蘇),溫州(今屬浙江),廬州、池州(今屬安徽),饒州、信州(今屬江西),封州(今屬廣東),永州、朗州、岳州、溪州、辰州、沄州(均屬今湖南),歸州、施州(今屬湖北),澤州(今屬陜西),燮州、渝州、涪州、資 州、嘉州、利州、茂州(今屬四川、重慶)等24個產茶州,雖然詩歌,史料中所列的“州”與上述八大產區州的所轄地域范圍不同,但足以說明唐代產茶區域之廣闊了。
  
  茶葉產量:唐代茶葉產量史無記載。但根據稅額、傳記、野史等資料推測約為80萬擔,還有貢茶、私茶、禮品茶未包括在內,其產量可能要大于這個數字。
  
  茶葉種類:根據《茶經·六之飲》載有:粗茶、散茶、未茶、餅茶四種。唐代以生產餅茶為主,粗茶、散茶、未茶極少。粗茶可能是采摘粗老經簡易制作的一種茶。散茶可能是指炒青茶。劉禹錫貶謫助州(今湖南常德)時所作《西山蘭若試茶歌》有“須斯炒成滿室香”之句,佐證中唐時期即出現了炒青綠茶。末茶是什么茶?較難理解,因為餅茶也要搗碎碾未才能煮飲。利用水力把餅茶磨碎成為一個品種是宋代的事。陸羽還把餅茶分成八個等級。
  
  關于采茶的季節,據《茶經·三之選》云:“凡采茶,在二月、三月、四月之間”。唐代提倡采摘細嫩的“明前茶”。四月采的茶可能是指氣溫偏低、季節較晚深山峻嶺的野茶。看來只采春茶,不采夏秋茶。但是根據詩詞和傳記卻有采秋茶的。唐代氣溫偏高,采摘細嫩,有利于茶樹保養,少數地方采點秋茶完全是可以的。
  
  唐代的名茶不少,根據唐·李肇《國史補》記載有:“劍南有蒙頂石花,或小方,或散芽,號為第一,湖州有顧渚這紫筍,東川有神泉小團、昌明獸目…”。名茶中以四川蒙頂茶為第一,號稱“仙茶”。浙江紫筍茶,江蘇宜(義)興的陽羨茶同列第二。這些都屬于國家級的名茶,還有很多地方級別的名茶,不勝枚舉。茶中珍品,盛極一時。

  三、唐代茶園所有制和制茶作坊

  唐代茶園所有制有三種:即官茶園、集體所有制茶園或稱寺廟茶園,即以寺廟道觀為單位由僧尼集體經營的茶園,一般都具一定規模,且制作精良、品質優異,多為名茶,在市場上享有聲譽,對寺院經濟的膨脹有密切關系。第三種是農村個體經營的茶園,包括士大夫,自耕衣,雇衣經營的茶園。士大夫經營的茶園規模校大,雇工采制,如《太平廣記》載:“九隴人(今四川彭縣)張守珪,家甚富,有條園在仙居山,每歲采茶人百余輩,男女傭工雜處園中……”這顯然是一個頗具規模的茶園。白耕農經營的茶園占絕對支配地位,是商品茶的主要來源,是他們謀生的主要手段。詩人李商隱說,“滬州(今屬四川)所管五縣百姓……作業多仰于茗茶,務本不同于秀麥”(《全唐文》卷772年)。雇農則沒有自己的茶園,租入耕種,以謀生計。陸龜蒙曾隱居顧渚治山,且“置園顧渚潔山下,歲取茶租,自判品第。”《新唐書,隱逸·陸龜蒙傳》說明陸氏把茶園祖給農民。雇農租入的茶園以實物(餅茶)向茶園主交納地祖,剩余的投入市場,交換己所需要的商品,也是一種商業化生產。所以在唐代除了官茶園外,集體和個體兩種所有制茶園,卻是以盈利為目的的商品化生產,從
而促進了茶業商品經濟的迅速發展。
  
  唐代制茶作坊,一股都設在茶山中,目的是便于取薪,選水和制造。皮日休《茶舍》詩云:“陽崖枕自屋,幾口嬉嬉活。棚上汲紅泉,焙前蒸紫蕨。乃翁研茗后,中婦柏茶歇。相向掩柴扉,清香滿山月。”反映了作坊是靠著山崖,全家老少都在歡樂地參加勞動,年青人在蒸茶,老翁在搗茶,婦女在拍茶(裝模),月亮出來了,他們還在制作餅茶。描述了晚唐封建社會小農經濟家庭制茶手工作坊的特征,他是農村經濟的重要支柱。植茶多的自耕農,還雇用有技能的幫工, 資多以餅茶支付。這些制茶作坊,都不是以使用價值出現的。制茶 坊的產品普遍商品化,是茶葉商品經濟發達的重要標志。

  四、中國歷史上第一座規模宏大的官茶圓顧渚貢茶院
  
  隨著李唐帝國建國時間的推移,封建統治者的消費欲和奢侈欲不斷增長,官工業制度有所發展。皇室宮廷為了滿足日益增長的需要,也為了實施抑商政策,我國古代的貢茶制度,至唐代更臻完善,而且沿襲一千多年之久。
  
  唐代的貢茶制度有商種:一種是官焙制度,即由官府直接專門設立御用焙茶作坊,如顧渚貢茶院。除朝廷指派京官管理外,當地的州官也有監督之責,屬雙重領導性質。一種是選擇茶葉品質優異的地方,每年定額上貢。
  
  代宗大歷年間,朝廷擇定水陸交通便捷,茶葉品質上乘且產量集中,地處江蘇宜興與浙江湖州接壤的顧渚茶區,建立了我國歷史上第一座官焙茶園。宜興原產陽羨茶,陸羽推薦為貢品,湖州產紫筍茶,同列貢品。建宮焙后兩地所產的茶統稱為紫筍茶。
  
  貢茶院規模宏大,人員眾多,職責分明,管理嚴密。有制茶房屋三十余間,還建有倉庫。采、制茶多達三萬余人。唐代官工業勞動者來源有三:一是奴隸,即選擇官奴隸中有技能者分配到官工業從事勞動,所占比例很小。二是征調民間有技能者從事無儈徭役勞動。三是和雇勞動,即政府控制一批專業戶,按社會上一般工資水平雇用,名譽上是兩相情愿的工資勞動者,析以稱為“和雇匠”。貢茶院召雇的勞動力即屬于這一類。朝廷對和雇匠較重視,為了防上官吏開苛扣他們的工資,曾三令五申嚴加防范。
  
  顧渚在代宗大歷五年(770年)開始造貢茶院,并于貞元十六年(801年)建成。當時貢茶,“歲有定額,鬻有禁令”,而且貢額不斷增加,由幾千斤增到一萬八千四百斤,并規定第一批新茶要趕上皇宮“清明宴”,其余限四月底全部送到京都長安。春茶采制季節,湖 、常兩州刺史,要親督選。并在顧渚山啄木岑建“境會亭”,共商修貢事宜和鑒評貢茶品質,官員云集,張燈結彩,載歌載舞,盛況空前。如制作不精,運送不及時,是要治罪的。文宗開成三年(838年),湖州刺史裴元,便因“貢不如法”,貢茶制作不精而罷官。

  五、唐代農產品中只有茶是典型的商品化生產
  
  在唐代農村自然經濟結構中,農業生產是男耕女織自給自足性生產,是一種使用價值的生產,只有茶因為飲用習俗的普及,國內銷售量不斷增長,市場活躍,而且遠銷邊疆和海外,所以是商品化生產的典型。因而種植逐步形成區域化和專業化生產。安徽祁門縣:“邑之編民五干四百余戶,其疆境亦不為小,山多而田少,水清而地沃。山且植茗,高下無遺土,千里之內,業于茶者十七、八矣。由是給衣食供賦役,悉恃此祁之茗”。四川蒙頂茶區,“竟栽茅以規厚利,不數十年間,遂斯安草市,歲出千萬斤”。江西、浙江、湖北等省也出現類似情況。 茶葉種植區域化、專業化、商品化,促進了茶葉商品經濟的發展。唐代茶商從經營性質可分為官商(即榷茶)和私商。從經營方式可
分為行商和坐商。
  
  行商:即私人茶商從產地采購,按章納稅,從南方運往北方長途販賣。通過行商溝通生產者與消費者、茶山與市場取得聯系。茶葉貿 也形成了各自的路線和市場。
  
  由于經營茶葉可獲厚利,使一批“商賈以起家”,資本累積增多,成為富商大賈。經營茶葉的人越來越多,有些人聯合起來,勾通官府,“相為表里”,挺而走險,武裝搶劫財物,作為販運私茶的資本。晚唐杜牧任湖州刺史時曾上書朝廷云:“凡千萬輩,將販私茶,亦有已聚徒黨……所劫商人,皆得異色財物,盡將南渡入山博茶”。說明某些私商求利心切,競到了不講道德不擇手段坑害群眾的地步。
  
  坐商:唐代的商業性質已由古代型向近代型轉化,城市出現了固定的市肆,商業不單是販運而與生產有機結合,并向生產者投資、茶 商在“城市都開店鋪”或“煎茶賣之”。井出現了中間商人曰“邸店”,即如現在的茶棧,代客堆放、賣茶葉,抽取傭金。還出現了經營批發的茶行。特別應該指出的是出現了官辦或私辦的原始金融組織曰“飛錢”或曰“便換”,大大方便了茶商流通資金金的匯兌。農村出現了“草市”和“圩市”,猶如當今的集市貿易。杜牧有詩篇描述了浙江長興茶山草市的情景。
  
  唐代的廣州、閩州、揚州和明州(今寧波)是茶葉對外貿易集散地,日本、新羅、印度等國都來華貿易,所有這些新鮮事物的涌現,更加促進了茶葉商品經濟的發展。

  六、唐代的茶政

  茶政是指行政管理的政策和措施,也可以說是茶葉經營的立怯。我國的稅茶、榷茶、貢茶、茶馬市制度均始自唐代。從茶法也可以窺視唐代茶葉商品經濟的發達了。
  
  初唐執行“去奢省費”勤儉建國的方針,政府全年開支不到三百萬,中宗登基之后,漸興奢侈之風。玄宗后期,政府開支每年竟達一、二千萬。賜安祿山宅第,令不限財力,務求壯麗,以上銀為廚具。安史之亂,軍費開支浩繁,而且藩鎮割據,截留中央稅賦。致使中唐時期出現了財政危機。到肅宗時,兵災歲歉,財政更加空虛,到德宗 年問,已十分枯竭。而中唐茶葉生產發展很快,購銷兩旺,“山澤以成市,商賈以起家”。在這種形勢下,李唐帝國為了增加財政收入,
開始制定茶葉經濟法規,且歷代沿襲下去,成為定制。
  
  稅茶:德宗建中元年(780年).戶部侍郎趙贊為充盈國庫,贍濟軍費,建議竹、木、茶、漆皆征10%的稅。當時是作為權宜之計, 所以至興元元年(784年)下令停征。把稅茶法規固定下來是貞元九年(793年)正月的事。鹽鐵使張滂因賦稅不足,國用匱乏,在產茶州及交通要塞,委派鹽鐵度支巡院設置茶場,由主管官吏分三等定價 ,每十稅一,自此稅茶在我國歷史上宣告正式建立,年得錢40萬貫,一律解送中央,由朝廷直接掌握,成為國家財政重要支往。州縣看到 央征收稅茶,他巧立名目,投立關卡,敲詐勒索,對正常的茶葉販 賣破壞性很大。
  
  自武宗起開始禁緝私茶,文宗開成五年(840年)規定:“納錢決杖之法”:茶農私賣10斤至100斤,納錢100文,決脊杖20下;至300斤,決脊杖50下,錢如上數。三犯之后,“委本州收管,重動徭役”。商人私販,從10斤至300斤,決脊杖15下,“其茶并隨身物沒納,
給糾告及捕捉……送本州收管,使別營生。再犯不同多少,準汝處分,三百斤以上即是恣行兇狡”。宣宗大中(847-859年)年間,鹽鐵轉運使裴休立“茶法十二條”,禁止各州層層設卡,并取締私茶,保障了合法茶商的利益,使“商旅既安,課利自厚”。但禁令殘酷,販 三次,每次滿三百斤,論死。結幫長途販運者,不論多少,一律處 死。茶農私販100斤以上,杖脊。犯三次處以重役棄茶園者,以 法論處,大大強化了茶法。因此“天下稅茶倍增貞元矣”。突破年
收稅80萬貫,“鹽茶之利溥于丁田”。
  榷茶:這方面的內容見《榷茶制度》一文。
  貢茶:貢茶起源于周武王,但那時只是萌芽狀態,僅是部落向王室敬獻的禮品,尚未形成制度。唐代貢茶制度有兩種,
  種是官焙制,已如前述,一種是定額上貢制,計有包括紫筍茶在內的十六個州(郡).這是國家級貢茶,地方官吏也自行制定貢額,中飽私囊,所以其數量當不在少。
  
  貢茶是赤裸裸的掠奪,加重了茶農的負擔。其特征是產品直接供朝廷使用,不是商品化生產。它繞過商業流通渠道,縮小了商業經營的范圍,是抑商政策的重要支柱,阻礙了商品經濟的發展。但貢茶制作精良,產品質量優異,這就推動了技術進步。同時對增進地區聯誼,發展驛道交通,客觀上也起了推動的作用。
  
  馬市茶:也起源于唐代。安祿山反唐時,回紇曾兩次派兵助唐平亂,為酬謝回紇軍援,至德二年(757年).唐送回紇絹二萬匹,回紇則贈唐駿馬二萬匹,換回茶和絲,自銷之外,運往中亞地區銷售,對回紇經濟的發展起了重要作用。從此,我國封建社會確立了對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的茶馬互市政策,宋、明時期也有所發展,,成為封建國家一項邊陲要政。
  在唐代,農產品商業化進程并不顯著,事實上直接連銷國內外市場主要只有絲綢、陶器和茶,以茶的商業化進程十分典型,商品經濟繁榮昌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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