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的工藝美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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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過隋朝和初唐相對的社會安定,隨著農業的恢復與發展,手工業在盛唐時期也迅速的發展起來。在手工業中,與工藝美術有關的占很大一部分。
  城市作坊手工業成為唐代手工業的基本形態。封建經濟發展的結果,在中唐以后手工業的一部分逐漸脫離了農業,而成為以商品生產為目的的獨立作坊。中唐以后城市作坊有織錦坊、毯坊、氈坊、染坊、紙坊、造船坊,以及酒坊、糖坊等。手工業作坊既是制造的場所,也是售賣的場所。同類商品生產的作坊和店鋪在城市里都集中在一個街坊,稱為“行”,長安城有二百二十行。手工業作坊之間并且成立了行會組織,行會組織的作用主要是調整各作坊之間的關系,避免競爭,并且負責和官府打交道,如納稅,應官差等。手工業經濟方面的這些新現象對于工藝美術的發展提供了一定的社會條件,并且,手工業向商品經濟發展的結果也影響了官辦手工業。
  官辦手工業,在古代的手工業中,特別是工藝美術中都占很重要的地位。加以前各章所說的工藝美術絕大多數的精美產品都是官辦手工業所制造。
  中國古代的官辦手工業主要分為五大項:①土木建筑,包括都邑、官室、陵墓、河渠及軍事防御工程,如長城等。②供皇家日常生活及典禮儀節時所需用的各種器物,包括服裝、用具、儀仗、車輿、樂器等。③各種軍器,如甲胄、鞍韉、弓箭等。④貨幣及一部分銅器(如銅鏡)。⑤官府壟斷的手工業,如鹽、鐵、銅,甚至茶葉等。這五項中除了最后一項外大多與美術有關,而②③④三項特別是與工藝美術有關的。由于古代社會中巨量的財富集中在統治階級手中,所以官辦手工業的制作質量較高,往往代表某一時期工藝美術技藝最高水平。
  唐代的官辦手工業很發達。按照盛唐時期的官辦手工業的機構比漢魏南北朝時期更加擴大,設有四個機構:少府監、將作監、軍器監和都水監。少府監掌百工技巧之政,下設①中尚署,供應舉行祭祀及各種典禮場合所用的器物及服飾等。②左尚署,供應天子和皇室用的各種車、扇、傘、蓋等。③右尚署,供應天子用的鞍轡以及政府各部門的帳、刀、劍、斧、鉞、甲、胄、紙、筆、茵席、履舄等。④織染署,供應皇室及為官員的冠冕組綬及織紉、色染、錦羅紗縠綾紬絁絹布等。⑤掌冶署,供應熔鑄鋼鐵器物。此外,少府監還管理各地的煉冶及鑄錢的各機構。將作監掌土木工程之政,下設①左校署(木工)。②右校署(土工)。③中校署(舟車等工)。④甄官署(石工和陶工)。甄官署是北朝以來常設的機構,承包下列工程:石窟的營建(北齊在甄官署下設有石窟丞),墳墓前的碑碣、石人、石獸、墳墓中的陶俑明器。將作監下并附采代木材的五個監。軍器監是職掌繕治甲弩兵器,下設弩坊及甲坊兩署。都水監負責水利,掌川澤津梁渠堰肢池之政。以上四個監中,少府監和工藝美術的關系最大,甄官署和雕塑藝術關系最大。在初唐時期少府監中曾一再出現一些當時著名的美術家,如尚方令王定,少府監王知慎、陳義國都善畫,尚方丞竇弘果、毛婆羅善塑(“尚方”即“少府”)。唐代網羅畫家的部門有開元年間的“集賢殿書院”,其中設有“畫直”。
  與工藝美術有密切關系的少府監規模很大,內部分工也很細。如織染署包含有二十五個“作”,其中織紉之作有布、絹、絁、紗、綾、羅、錦、綺、、褐共十種作坊,組綬之作有組、綬、絳繩、纓共五種作坊,紬線之作有紬、線、縇、網共四種作坊,練染之作有青、繹、黃、白、皂、紫共六種作坊。
  城市的獨立手工業作坊的興起和官府作坊的“勞役制”漸變為“工役制”,是手工業和工藝在唐代發生的最重大的變化。這樣的變化必然給工藝美術的發展帶來深刻的影響。
  唐代工藝美術的新面貌的形成,除了社會經濟方面的原因以外,也是由于中外文化的交流和科學技術的進步。
  唐代的絲織在全國各地都有出產。由文獻記載的各地土產貢賦可知河北道的定、鎮、魏、相各州,河南道的蔡、兗、滑、徐、葉各州,淮南道的揚州,江南道的越、潤、蘇、湖、杭各州,劍南道的成都、緜、蜀、漢各州都出產各色絲織品。例如,定州有細綾、瑞綾、兩窠綾、獨窠綾、二包綾、熟線綾。蔡州有四窠、云花、龜甲、雙距、鸂等綾,揚州有蕃客袍錦、被錦、半臂錦、獨窠綾,越州有寶花、花紋等羅,白編、交梭、十樣花紋等綾及輕容、生縠、花紗、吳絹等,江南越州等地絲織的發達主要是在中唐以后。絹是各地都普遍有出產的,唐代的租庸調的制度中,農民都要納絹和綿(絲綿)。此外,唐代的麻織也是很普遍的。淮南道和江南道的許多州郡都有作為貢品的絺、纻、葛布。
  絲織品的名目很多,這些名目代表了織法和紋樣兩方面的不同。絹、綾、錦等名目就是由于織法的不同而加以區分的。
  絹是平織的,古代的原稱為“練”,梁武帝的小名為“阿練”,因而改稱為“絹”,即現在所謂的綢。平織的絹沒有織出的花紋,只可以用染色的方法進行裝飾。
  綾是單色的斜紋織。斜紋織的組織變化很多,因為經緯浮沉的斜紋配列的變化很多,并且可以隨時改換斜紋的組織以產生花紋,這種織出花紋的方法稱為“提花”。綾可以是平地,即絹地而利用斜紋織出花紋,也可以是綾地,即地紋和花紋是兩種不同的斜紋織。
  錦是多色的多重織(現在稱為緞子織),質地厚重。唐代的錦在技術上有經錦和緯錦的區別。緯錦是唐代的新創造,大概開始在武后時期。緯錦是利用多重多色緯線織出花紋,織機比較復雜,但操作方便,有可能織出比經錦更繁復的花紋及寬幅的織物。唐代的多色彩的錦有極為富麗的效果。
  新疆吐魯番阿司塔那地方曾出土的唐代的錦,有武德年間(公元六一八年;六二六年)的“連珠天馬文錦”和約為公元六六○年左右的獅子鳳凰文錦和蜀江錦。這些錦都是經錦,織出的圖案都是許多團窠,團窠外緣是連珠,中央是馬、獅子或花,這種紋樣在唐代織物中是很流行的。相類似的錦在日本法隆寺也保存了一些。其中“四天王文錦”幅四尺余,長八尺余,是現存最大的一段完整的唐錦。新疆并且曾發現織出“花樹對鹿”字樣的緯錦殘片,也是一種貴重的標本。
  綾錦的名稱在唐代時常相混。例如中唐以后曾出現一種名貴的織物“繚綾”。浙西一帶出產的繚綾可以織出“立鵝、天馬、盤絳、掬豹”等花紋,而且據說“文采怪麗”。繚綾也可以稱為繚錦,目前還難以從紡織技術的角度判斷是綾還是錦。
  羅,紗是糾織,自漢代以來流行一種復雜的織法。羅、紗都是單色半透明的,可以利用染的方法進行裝飾。
  錦綾名目的繁多說明在平織、斜紋織和緞子織等基本織法的基礎上還可以有許多變化,尤其斜文織的綾和緞子織的錦是無窮的變化的。事實上綾錦名目的不同正是由于織法上的不同,綾錦的花紋都是利用提花的多樣變化而產生的。
  唐代在平織的絹上進行裝飾的方法是染色。除了單色的染色以外,也運用各種技術染出花紋,可以是單色的花紋,也有多至四種色彩的。唐代流行的染彩的技術有三:臈纈,夾纈和絞纈。
  臈纈就是今天所記的“蠟染”。夾纈是用雕花鏤空的木板,把布帛夾在中間,空隙處填以染色。然后拆板就顯出花紋。有時是把寬幅對折,染后花紋對稱,這種技藝傳說是唐玄宗時柳婕好之妹所創,最初只在宮禁中流傳,后來才流到民間。但據另外的記載知道隋朝大業年間,隋煬帝就曾以“五色夾纈花羅裙”賜宮人及百僚母妻。絞纈是用線把布帛打成結子。染色后,打結部分不被浸染而成斑文。如果結子是按照一定的圖案規律排列的,斑文即排成一定的圖案。
各種染法的實物殘片都曾在新疆一帶發現。日本正倉院也保存了一些,日本還保存有臈纈及夾纈屏風。
  除了各種染色之外也有在絹上加彩畫的,例如唐代婦女用的“披帛”(錦或紗或絹的長條從肩后繞纏在兩臂間)上就常加彩畫。六朝時期用金銀箔剪成花飾貼在衣服上的辦法在唐代可能也還有。
  絲織品中,綴錦(即漢代的織成)的技藝進一步向繪畫方面發展,武則天為皇后時曾制織成佛像及刺繡佛像四百幅。有織成的佛像在唐代曾傳至日本。
  刺繡,作為絲織品的加工在唐代大有進步,除了沿襲自前代的釘線繡及鎖繡外,發展了平繡,唐代的平繡近似今天的亂針繡。唐代刺繡在運用色彩方面有模仿退暈的效果的,稱為“壇裥繡”。鎖繡或鎖繡平繡混用的刺繡佛像及飾品在敦煌曾發現。
  唐代染織品的圖案紋樣名目很多,其實際內容尚待研究。從遺存實物上看,唐代的有代表性的紋樣是①天馬、對鳳等動物紋樣置于團窠的圓形中,團窠是按照四方連續縱橫排列,其空隙處布置以四出的卷草紋樣。②寶相花之類的團花的四方連續圖案。這些紋樣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前者。據文獻所記唐代竇師綸創造了這種紋樣:“高祖太宗時(公元六五○年以前)內庫瑞錦對雉、斗羊、翔鳳、游鱗之狀,創自師綸,至今傳之”(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卷十)。竇師綸是唐朝初年派往四川進行統治并兼管修造皇室用物的,他的家庭中歷代都是工藝家,如竇熾(師綸高叔祖)、竇抗(師綸父)、竇琎(師綸叔)、竇法洽(師綸堂兄弟)都曾任將作大匠,竇師綸封為陵陽公,所以他在四川制作的“章采奇麗”的“瑞錦”“宮綾”當時被稱為“綾陽公樣”。由前引文字中可知這種“綾陽公樣”是以雉、羊、鳳、龍等動物為題材,而且很多是成對的動物,如對雉、斗羊等。
  具有這兩個特點的紋樣在唐代的流行可以從一些文獻記載中見之。如武則天時,禁軍的各種將軍們的服飾就以成對的獅子、麒麟、虎豹、鷹、鶻、豸等相區別,諸王則飾以盤龍及鹿,尚書則飾以對雁。又唐代大歷年間曾禁止過于奢侈的絲織品,其中就有盤龍、對鳳、麒麟、獅子、天馬、辟邪、孔雀、仙鶴、芝草、萬字、雙勝等。這些花樣有很多都可以從現存實物及形象材料中見到。
  唐朝的工藝:螺甸鑲嵌、木畫、漆繪、撥鏤是唐代工藝的優秀成就,這許多技藝大多是南朝工藝的進一步的發展,而在唐代宮廷生活及貴族生活中有重要地位。在文獻記載中,中尚署每年為宮廷制作的器物中就有平脫、鑲牙、寶鈿、木畫等名目。
  中國古代的青銅工藝經過漢六朝而得到繼續發展的有銅鏡。隋唐時代的銅鏡有自己的特點。
  隋代銅鏡與六朝銅鏡不易區別,鏡背裝飾最外廓是一圈端正楷體的銘文,銘文多是駢體,例如:“玉匣聊開鏡,輕灰暫拭塵,光如一片水,影照兩邊人。”(是截取南北朝詩人庾信所作詠鏡詩的前四句)鏡背的主要裝飾部分是在鏡鈕附近的環形地區,其間往往作四個或六個異獸(龍、獅、鳳等),也有作六團花者,造型如寫實風而布置疏朗。
  唐代銅鏡,除了一部分和隋代銅鏡式樣相同者以外,數量最大的一部分是所謂“海馬葡萄鏡”,這種銅鏡背面裝飾是高浮雕的異獸及葡萄,其間有時也有孔雀、蜂、雀之類,花紋繁密。唐鏡背后的裝飾也有取材人物故事的,如樹下有人彈琴或月宮桂樹下有嫦娥和搗藥的玉兔等。但有很大數量是作各種花和鳥的,如雙鸞銜緩、鵲蝶穿花、鴛鴦鳧雁等,也有排列各種寶相花裝飾的。這許多銅鏡的外形有一部分是圓的,但也流行六入(六個弧線聯成的圓周)或六出、八出(如六瓣或八瓣湊成的圓周)的菱花形。
  唐鏡在鑄造方面技術精良,花紋柔和自然,有很細膩的寫實風的浮雕效果。其合金成分大致同于漢鏡(銅約70%,錫約25%,鉛約5%),因研磨面為白色,也稱為白銅。唐代銅鏡為當時珍視的貴重物品,如玄宗生日時即以銅鏡賞賜群臣。唐代銅鏡中也有一些特別豪華的。
  銅鏡背面除鑄出紋樣外尚有用貼金銀技術加以裝飾,也有加漆施以金銀平脫的裝飾的,也有螺鈿的裝飾的。在河南洛陽發現的唐墓(至德二年,公元七五七年)出土的螺甸鏡,直徑二五厘米,螺甸嵌成一幅圖畫,樹下有二人對坐彈琴,有一鶴舞于前,四周有各種花鳥。這一題材,其內容尚不能完全了解,但知道在唐代也是比較流行的。
  唐代銅鐘也有保存下來的。如西安景龍觀的大鐘(景云二年,公元七一一年),高一米半,重三百余斤,上面為有浮雕獅鳳凰等裝飾。這一大鐘是漢代以來罕存的大件青銅鑄器。
  唐代的金屬工藝中,金銀工藝也很發達。最多的是各種飾品,如釵、臂釧、指環等。其次為各種酒器及飲食器,據文獻記載有瓶、甕、榼、罍、杓、盞子、碗、杯、盤等。現在發現的唐代金銀器中可見有高腳菱花形的酒杯,六出菱花形的盤和蓮形的碗,都是鑿鐫出各種習見的花鳥紋樣裝飾。這些器物都是純銀或銀質鍍金,經槌擊制成的。
這些金銀器由于有貨幣的作用,所以不易保存,至今遺留很少。銅器的制作也因唐代商業經濟發達,貨幣需要量增大,而在中唐以后出現過矛盾。一千個錢銷為銅,可得六斤,作成器物每一斤可六千錢。所以自然的趨勢是銷錢為器,因而引起政治的干涉。屢次下令嚴禁。在會昌廢佛時,佛寺中大量的銅器就被銷毀掉了。
  唐代金屬工藝中兵器也是很重要的一項,但現存實物很少。
  隋代陶瓷工藝不見顯著的變化。安陽殷墟遺址上曾發掘一隋仁壽三年(公元六○三年)的墓,墓主名卜仁,墓中有青瓷四平罐四個,白瓷碗五個,白瓷盤一個,可見與景縣封氏墓出土很類似。古籍中記載隋代何稠曾因“琉璃之作”絕而發明了“綠瓷”,這雖是一項值得注意的記載,但尚難確定何稠發明的“綠瓷”是什么。琉璃器物,在春秋末及戰國時代的古墓中都發現小件的飾物。景縣封氏墓曾發現淺藍色的可以稱為“紺琉璃”的杯,其式樣和歐亞大陸上其他各地所發現的所謂“羅馬玻璃”相似。
  唐代陶瓷,尤其到了唐末五代,有重要的發展。唐代陶瓷中最重要的是青瓷、白瓷和“唐三彩”的陶器。
  青瓷的代表產地是越州,白瓷的代表產地是邢州。陸羽在公元八世紀中時曾比較過這兩種瓷器并提到其他各地的產品:“盌、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壽州,洪州次。或者以邢州處越州上,殊為不然。邢瓷類銀,越瓷類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類雪,則越瓷類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綠,邢不如越三也……越州瓷、岳州瓷皆青,青則益茶,茶作白紅之色。邢州瓷白,茶色紅;壽州瓷黃,茶色色紫;洪州瓷褐,茶色黑,悉不宜茶。”
  青瓷,是我國瓷器的開始,各種不同濃度與色相的“青”釉是中國最早的瓷釉。唐代的青瓷,繼承了南朝的傳統,最重要的產地是在今浙江東部紹興一帶,這一地區在唐代為越州,所以,越窯青瓷是中國古代陶瓷史,特別是唐五代陶瓷史上有首要地位的陶瓷工藝品。
  唐代越窯青瓷燒成溫度在一千二百五十度以上,叩之其聲清脆。唐大中年間(公元八四七一八五九年)有調音律官郭道源“善擊甌,率以邢甌、越甌共十二只,施加減水于其中,以筋擊之,其多妙于方響”。清脆的樂音也是瓷器的一個特點。
  唐代越窯青瓷之為陶瓷工藝上的大進步也在于“長石釉”燒制的成功(瓷釉中必須含有的矽酸,或利用植物的灰,或利用石英、長石。成功地利用長石可以克服釉汁不勻的缺點,而產生細潤光柔的效果)。長石釉的成功是陶瓷技術上劃時代的變化,所以唐代越窯青瓷色澤之鮮麗動人不斷地引起詩人們的贊美。例如徐夤的詩:
  “捩翠融青瑞色新,陶成先得貢吾君。
  巧剜明月染春水,輕旋薄冰盛絲云。
  古鏡破苔當席上,嫩荷涵露別江濆。
  中山竹葉醅初發,多病那堪中十分。”
  又有陸龜蒙的詩:
  “九秋風露越窯開,奪得千峰翠色來。
  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斗遣杯。”越窯的顏色被形容為:“古鏡破苔”“嫩荷涵露”,和五代“千峰翠色”。
  唐代越窯流行的裝飾方法是在釉下胎上用流利的線進行刻劃,刻劃的紋樣極為流利生動,有:牡丹、蓮花、蓮瓣、蓮蓬、荷葉、寶相花,卷草等花卉紋樣,龍、獅子、鳳凰、鶴、鸚鵡、鴛鴦、雁、龜、魚、蝴蝶、小鳥等動物紋樣和神仙、人物、云、山水、波濤等紋樣,至于配合組成圖案,則多裝飾在碗盞等器物的內面。
  唐代越窯青瓷燒造的地點現在已發現的,主要的是紹興九巖和余姚上林湖。
  越窯器物出土而有準確的年代可考者,其歷史價值較大。例如已知最早的一件是唐長慶三年(公元八二三年)的一塊墓志銘。其次是在紹興發現的唐戶部侍部北海王府君夫人的墓中出土一組青瓷器,計:短嘴長柄壺兩件、樸素無飾的瓷盤及有花飾的瓷盤各一件。圓盒,撇口花插各一件,墓志的年代是元和五年(公元八一○年)。其次是上面劃著大中元年(公元八四七年)等字樣的殘壺。由這些實例可以確定在中唐時期,越窯已進入成熟時期。
  越窯青瓷在五代時期成為極其名貴的珍品。在江南地區比較安定,工商業繼續發展的條件下,越窯日益精美,產量并大大的提高。錢越在五代末期及北宋初向中原進貢,一次可以有萬余件,或五萬余件,最多竟達到十四萬件。其中有金銀釦瓷器(瓷碗扣燒,口緣無釉,澀邊,則鑲以金或銀,而稱為金釦、銀釦)。錢越時期最精美的越窯禁止民間使用,因而此時期的越窯也通稱為“秘色窯”,但秘色窯的名稱最早是在唐朝開始的。
  青釉瓷在我國早期陶瓷制作中是最流行的。陸羽《茶經》所列,除越州窯外,尚有鼎州(陜西涇陽)、婺州(浙江金華),岳州(湖南岳陽)、壽州(安徽壽縣),及洪州(江西南昌)。其中壽州窯多黃色,洪州窯多褐色,這兩個窯址都尚未發現,也尚難以確定現存實物中何者是這些窯的產品。窯址已經勘查,其產品也已有大量發現的是岳州窯。岳州窯址在今湖南岳陽附近的湘陰縣窯頭山。其出產為豆綠色釉半瓷質,也有米黃釉和白釉。曾在長沙市郊發現有唐文宗太和六年(公元八三二年)墓志銘的“王清墓”中就有岳窯器物出土。各種青瓷壺罐上多有劃花裝飾。婺州窯在金華附近,產青瓷頗粗。
  近年來各地發現越窯風的唐代青瓷窯及實物標本很多,大多是在長江流域以南,長江流域以北各處已知的青瓷窯皆五代北宋時期的。南方青瓷之最值得注意的是廣東番禺縣石馬村唐代墓中發現的大批青瓷,例如大中十二年(公元八五八年)廣州都督府長史姚潭一長女姚潭墓中發現的青瓷四耳大罐等物,以及另一唐墓中出土制作結構精巧的橫梁蓋罐,同墓又出土當時有計劃蓄存的一百八十五件瓷器。這些青釉瓷胎骨堅致,色白微灰,釉色淡灰青,薄而滋潤,是一種可以與唐越窯媲美的產品。廣州附近皇帝崗地方曾發現青瓷窯址,可知廣州在唐五代也是一個出產青瓷的中心。廣東東部的惠陽白馬山、潮州窯上埠也有唐代作風的青瓷窯址,潮州并有宋明時代作風的龍泉式瓷器。
景德鎮是我國近代陶瓷工藝的中心。在唐代也曾燒造越窯風的青瓷。古窯址分布湘湖、湖田一帶很多。
  江西吉安永和鎮的吉州窯在宋代以白瓷出名,其唐代產品也以影青白瓷為主,同時也有青釉瓷。但發現實物不多,尚缺乏具體的了解。
  青瓷在唐五代時期不僅在國內引起普遍重視的工藝品,也大量運銷國外。唐代越窯風的青瓷殘片曾在海外發現。例如埃及開羅附近舊城福斯塔特(該城公元九世紀最盛,公元十三世紀初毀),波斯的沙馬拉遺址(該城建于公元八三八年,毀于公元八八三年),印度的卜拉米納巴德遺址(公元一○二○年毀于地震)都曾發現殘片。日本法隆寺等地也存有唐代傳去的越窯瓷器。關于青瓷,從明朝起曾流行著五代時期曾出現一種所謂“柴窯”青瓷的說法。據后周世宗時指定燒制瓷器的釉色是“雨過天青云破處,者般顏色作將來”。明代記載柴窯的特色是“青如天,明如鏡,薄如紙,聲如磬”,傳說窯址在鄭州附近,以上這些說法至今尚缺乏確證,過去所謂的柴窯器物也都是附會。
  邢窯白瓷在唐代是與越窯青瓷并稱的。白瓷的興起開始了中國陶瓷史后期的新傳統,唐宋是青瓷和白瓷并行的時代,宋代以后,元明清以來白瓷是主要的。邢窯的白瓷在唐朝非常流行。
  邢窯據唐人記載是在今河北內邱一帶,但窯址至今尚未確定。現在唐代的白釉瓷已可以見到很多,專家的意見認為即所謂的“邢窯”。如廣州附近發現唐代大中十二年(公元八五八年)姚浮墓中除了青瓷外,又有一對白瓷碗,就被肯定為邢窯,器胎較厚,胎土白潔,細如澄泥,極堅硬,瓷化程度很高,白釉潤澤,不透明,無開片,微閃淡黃或淡青光。胎與釉之間有一層下釉,或稱化莊土。造型上的特點是碗邊緣上有漫圓高棱(通稱為“折邊”),平底無緣。這一類的唐代白瓷現在已發現很多。從記載上看,雖然在唐代邢窯與越窯并稱,但邢窯在唐代以后沒有進一步的發展,北宋時代白瓷的中心是定州。
  唐代山陜一帶也有白瓷,例如平定、平陽、霍州等地。
  四川曾有所謂大邑窯,杜甫詩中稱“大邑燒瓷輕且堅,扣如哀玉錦城傳,君家白盌勝霜雪,急送茅齋也可憐”。近年四川發現的白瓷雖不夠“輕且堅”,不是“扣如哀玉”,釉色接近霜雪的白釉器,大邑窯址也尚侍確定。
  湖南曾發現大批白釉瓷器,其產地尚難確定。
  江西吉州窯是白瓷的中心。興起時期大致在五代,吉州已有北宋定窯的印花及磁州窯的黑繪花的裝飾,吉州也出產黑瓷。
  以上這些不完整的材料也可見白瓷在唐代的普遍性。
  唐三彩陶器是屬于漢代綠、黃鉛質軟釉系統的陶器。在唐代大多是殉葬的明器,和越州青瓷、邢州白瓷的用途不同。這些陶土燒制的陶器中有人物,鳥魯、車馬等雕塑的形象,也有很多器皿,如瓶、罐、盤、盞等,唐三彩陶器胎質松軟,釉色大致為黃、綠、白三色,所以稱為“三彩”。黃色濃重者接近赤褐色,藍彩較為罕見。三彩陶器上有意地利用釉色的變化作成裝飾,富于華麗的效果。
  唐代的裝飾藝術以其華麗優美的風格成為時代的特點。例如敦煌藻井圖案中可以看出,垂幔變成了瓔珞,卷草上長出了豐茂的花朵;卷草葉子種類變得多樣,而且變得有相當厚度。這些花朵大多是重瓣密集,呈尚未完全舒展的狀態,每一花瓣都汁液飽滿,以至膨脹而反卷。
  唐代的卷草花紋在敦煌藻井圖案中,都是色彩鮮麗絢爛的。唐代花草的紋樣在錦綾染織品上,在銅鏡和瓷器上都很普遍。唐代碑刻的側面的浮雕卷草花卉圖案(如西安碑林的大智禪師碑是有名的例子)表現唐代圖案紋樣的健康的風格。
在花卉紋樣中,蓮花進一步豐富起來,寶相花開始流行。牡丹由于成為洛陽的名花,在裝飾藝術范圍內也成為此后最被重視的紋樣。
  和花卉紋樣相配合的是一些禽鳥、蝴蝶之類。特別是小花小鳥組成為一幅小景,很有詩意。成對的鳥,如鴛鴦等也是常見的。
  唐代的動物紋樣中還有一些龍、鳳之類,多表現得很生動。
  唐代裝飾圖案在風格上最明顯的特點是它的寫實的作風,組織上有一定的規律性,形象處理洗煉,而不進行很多的變形。唐代裝飾藝術是歷史發展過程中自戰國末年以來的又一次大變化。
  唐代的紋樣有明顯受外來影響的是團窠紋樣,團窠中有成對的動物,團案四周是連珠,錦綾中的“綾陽公樣”可以作為代表。那是受波斯薩珊王朝的紋樣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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